“猎巫”这个词，在近年来的互联网上时常被人们提及。针对女性的泼脏水事件，几乎都被批评为“网络猎巫”。在如今的语境中，被指控的那一方似乎与“巫术”毫不相关。“猎巫”（witch hunt）一词最早的用法，顾名思义，是指代发生在15-18世纪的那场搜捕、处决实施巫术之人的大规模行动。
猎巫行动中正在被处决的妇女
据国外的媒体报道，前不久，苏格兰议会的一项法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意在赦免猎巫行动中受到使用巫术指控的被告，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事实上，欧洲猎巫行动几乎可以被称作是一场“猎女行动”。因为在这场猎巫行动的全体受害者中，女性占了九成以上。这场无数女性葬身其中的猎巫行动，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谁又选择了被猎杀的目标？
猎巫行动，大致发生于约1450年至1750年间，其开始的时间，正处在中世纪末，又或者说人们通常认为的近现代开端。而如果你熟悉欧洲近现代史，一定对这个时期不陌生，因为当时欧洲的国家体制、法律体系、宗教观、经济体系处在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于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满了变革和动荡，理性也在萌芽之中。要想弄清楚猎巫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就需要理解这些变革和动荡对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并非人们猎巫的直接动机，也不是针对女性实施政治迫害的充分条件，但它们无疑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猎巫行动成功的社会环境。在中世纪，欧洲农民长期处在“农奴制”下，下层的广大女性，除了被当作父亲和丈夫的所有物，还被控制着她父亲和丈夫的男性地主当成所有物。男性地主有权决定她的婚嫁，甚至有权在她嫁给她农奴丈夫的当晚与她发生性关系。图 /《最后的决斗》
中世纪末，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崛起。他们也想要像旧的封建领主一样拥有自己的土地，于是在欧洲发展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占据了曾经由小农耕种的大量土地，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失去生计。“圈地运动”对女性的影响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女性变得更加穷困，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但土地没有了，她借由丈夫可依赖的财产都没有了，甚至因为不能再自给自足，连吃饭都成问题；另一方面，女性也变得更加自由了。“农奴制”在圈地运动中逐渐解体，这些下层的女性和男性一样，被迫进入城市寻找经济机会。这反倒是一种幸运，因为她们可以独自生活，可以用工作来养活自己，大大减少了对男性和婚姻的依赖。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造成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大量流入欧洲，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史称“价格革命”（the Price Revolution）。食物价格疯涨，实际工资却不断缩水，欧洲工人因此遭遇了大饥荒。于是欧洲各地都发生了因食物而起的暴乱和犯罪，参与者多为女性，因为她们通常担负着为家庭提供食物的职责，或是因为通货膨胀也让她们比男性更难找到工作、更难养活自己。女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参与的提高，无疑吸引了教会和统治者的注意力。无论是加入雇佣劳动还是反抗活动，在他们看来，都是对性别规范和基督教教义的背离。图 /《塞勒姆》
与此同时，新教的崛起促使天主教会加大了对异教的打压，而历史中的许多异教，都与性放纵和女性有关。公元10世纪左右的不少异教，对女性、特别是下层女性很有吸引力。因为许多异教教会给予男、女信徒同样的财产权和行政权，女性可以担任异教的布道者和教会的管理人员。这些对于天主教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很快，新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宗教改革家们“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牧师”的宣言，很快深入中下层信徒心中。强调信仰个人化的新教，让掌握在教会手中的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力回到了普通信徒。这样，大众对《圣经》原文和原教旨的重视到达了一个新高度。《圣经》中原有的关于女巫和巫术的文本，也更加深入人心。例如《出埃及记》第22章18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以及第20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特别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强调了女巫在异教方面、而非单纯的巫术层面的意义，为猎巫指控所依赖的宗教法律正义奠定了基础。图 /《塞勒姆》
总体而言，在猎巫运动前夕，女性的社会地位经历了一系列的波动。但她们在时代风云变化之际刚有的一些新机会和新出路就立刻遭到反扑。处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中，她们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猎巫行动无疑是这样的父权反扑的顶峰之一，在这个时期，她们的工作、身体、人格被污名化。信仰宗教、相信法律，却没有一项可以保护她。那些人指责她们是女巫、与魔鬼交易，却扮演着撒旦的角色，将她们送下地狱。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当时的“女巫指控”非常荒谬且不现实，但这些指控的定罪和处决率却非常高，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90%。
这些指控包括但不限于，看到“女巫”在骑着扫帚飞、在炼制魔药、在与魔鬼交媾……
这种情况与当时的宗教法律和法庭的定罪程序密不可分。在当时，刑事诉讼的指控者要公开宣誓，一旦被告承认ta的罪行，或者如果原告能够提供一定的证据 ，那么法官就会做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
如果有被告对判决有任何疑问，法庭就会请示上帝。由被告经历肉体磨难（ordeal），让上帝提供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迹象。法庭相信，如果被告无罪，上帝就会保佑被告通过考验；反之，被告就是有罪的。
人们怀疑谁行巫术，就会为她量体重，因为据称巫师和巫婆都很轻，甚至没有重量。
一本名为《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的猎巫行动指南提到，要让被告手握或脚踩烙铁行走一段距离，然后包住烙伤的位置；如果三日后揭开，手脚完好无损，就说明被告不是女巫；如果伤口仍在，就说明她是女巫。假使在“考验”的过程中，她眼神呆滞，那就说明她看到了魔鬼；而如果她眼神飘忽，那就说明她在寻找魔鬼。除了定罪程序荒谬，当时的智识阶层还普遍存在着厌女思想，这在对女巫的逼供和处决的刑罚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按照程序，检验一个人是否是女巫，首先要脱光她的衣服、剔除她包括头发在内的所有毛发（据说魔鬼会藏在她的体毛中间），然后用针在她身体各处刺扎，特别要刺扎她的阴 道；还要检查她身上是否有魔鬼的烙印，一旦发现有胎记、疤痕和痣，那就是魔鬼与她签订契约的证明，即可定罪。同时，审判过程往往伴随着强奸。据称，强奸是为了验证她们是否还是处女，如果不是，那就证明其曾与魔鬼交媾。如果她们还不认罪，就会被放到铁做的椅子上被火烤，或是被捣碎全身的骨头，直到她们认罪为止。
清教徒牧师指控一名年轻女子使用巫术，请求撒旦拯救她
图 / GETTY IMAGES
有学者认为，这些刑罚的性虐待元素，可能是猎巫行动能持续得到支持的原因。毕竟，宗教改革使得新教在中下层社会得到了普及，而新教比天主教更加强调“禁欲”的重要性。而对女巫的指控、检验、审判和处决，都是公开进行、可以围观的，满足了许多人在清教氛围下受压抑的变态欲望。而且，大部分的女巫实际都是被自己的邻居、乡亲、甚至亲人举报的，观看处决的也往往是这些人。女巫指控，包括但不限于杀婴、与魔鬼通奸以及被发现使用具体的巫术，例如飞行或炼制魔药。
受到指控的，大多数是年纪较长的女性。厨师、乡村医生和助产士是最容易受到巫术指控的职业，也是女性主要受雇的职业。
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1347–1353年）让杀婴更加成为一项重罪。这场瘟疫灭绝了欧洲1/3以上的人口，造成了人口危机。为了保持传统家庭结构稳定和促进生育，统治者采取了包括且不限于强奸合法化、禁止避孕、建立官营妓院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助产士是与婴儿死亡或存活息息相关的职业——如果婴儿出生时死亡或出生一段时间后死亡，人们会认为是助产士杀死来献祭给魔鬼的；如果婴儿有先天疾病，人们也会认为是助产士使用巫术诅咒了婴儿。
1646年曾有这样一个判定女巫的标准：“一个老女人如果脸上满是皱纹，眉毛很长，嘴唇上有软毛，声音尖锐，手中拿着拐棍，身上穿着皱巴巴的大衣，身边还养有猫或者狗，那么就可以直接宣布她是女巫！”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乡村医生一般都由女性担任，她们靠口口相传的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治疗方法，服务平民，但缺乏医学知识的平民，很容易将她们使用药草、治愈疾病的能力归结为“魔法”；至于厨娘，她们常常受到炼制魔药的指控，很可能是因为烹饪场景很像炼药场景，偷窥者看到这个场景，便怀疑她利用职务之便实施巫术。前面说到，这些被指控者大多数是年纪较长的女性，而她们大多数是单身状态，要么丧偶、要么未曾嫁人，大多数人没有子女，且生活贫困，很符合一般人对女巫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女性会被指责与魔鬼通奸，则源于教会中认为女性生性淫荡的思想。许多人自然而然地觉得，年老、单身的女性会耐不住寂寞去和魔鬼发生性关系，因为女性容易堕落，身上兽性未尽，是野兽与人类（男性）的过渡阶段，是“不完整的人”。人们对魔鬼的看法也是猎巫行动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早期，甚至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只认为：与魔鬼的契约只代表着异教信仰，这个人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人可以驱使魔鬼去做任何事，魔鬼是人类的仆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女巫审判
图 / britannica.com
但在猎巫行动期间，宗教越来越强调魔鬼与女巫之间的性联系。这时，女巫反倒成为了魔鬼的仆从；而且ta们虽名为主仆，关系却更类似婚姻，不但有精神上的信仰，更有肉体上的联系。这种性别化了的信仰关系，又进一步加固了女性淫荡、容易堕落且没有独立人格的刻板印象，为猎巫行动背书。当然，她们是否真的杀婴、与魔鬼发生关系、使用魔法，就交给法庭和上帝判断了。
就这样，以女性为主要针对对象的猎巫行动在欧洲和殖民地持续了三百多年，至少逮捕了9万人，超过一半的“女巫”被处死。直到1782年最后一位女性被以巫术的罪名在瑞士被处死，这场荒诞的、针对女性的政治迫害史，才终于落下帷幕。18、19世纪，欧洲猎巫行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减少到消亡的过程。就像它的开始一样，它结束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法庭的女巫审判程序新规则的引入，女巫不再那么容易被定罪，举报者如果被发现恶意造谣，被告不会被判刑，举报者反而会被投入监狱。这很好地遏制了猎巫行动期间相互揭发的风气。再比如，科学技术逐渐进步，宗教狂热逐渐降温，哲学越来越独立于神学，统治者和大众接受的教育，使得ta们对超自然现象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那种鼓励举报女巫的社会经济状况也逐渐不再。但同时，这段堪称最非理性、最黑暗、最血腥的政治迫害和大屠杀，却被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者忽略了。
女巫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中往往被塑造为邪恶与嫉妒的代表，且多为年迈又丑陋的女性
一方面，猎巫行动与大名鼎鼎的、象征着人类文明光芒的“文艺复兴”基本同期，且同样横跨三个多世纪。历史研究将“人文主义”当作那个时代的主流色彩，用以与中世纪进行区分，重构了后来人对那个时期的集体记忆。猎巫行动所承载的人性黑暗面与“人文主义”背道而驰，从而被当作中世纪的余音。更重要的是，猎巫行动是女性的受害史，主流知识分子一向把女性的历史放在边缘。直到19、20世纪，女权主义的浪潮涌起，女性“次等公民”的身份才得到改变，“次等公民”的历史，才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考察范围。人们忽略了，猎巫行动实际是发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以及所谓的“文明史”进程中的，忽略了“文明史”外衣下，被野蛮摧残的女性。近年来，欧洲的许多社会人士也在为猎巫行动期间遭遇迫害的人们争取着正义，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女权主义者们。
"女巫首领之家"成为纪念那段历史的博物馆
图 / GETTY IMAGES
200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宣布，发生在1692年至1693年的萨勒姆女巫审判受害者无罪。此次苏格兰政府赦免并公开向当年的“女巫”受害者道歉，是受“苏格兰女巫组织”（Witches of Scotland）的推动，遵循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的先例。该组织的联合创始人Claire Mitchell还说，除了赦免，她们还希望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纪念馆，并且希望苏格兰政府可以在国际妇女节代表苏格兰人民向受害者正式道歉，承认猎巫行动是一场可怕的司法误判。她们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猎巫行动仍然在许多角落里发生着，特别是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人类学家发现，不同社会猎巫行动的发生时期似乎遵循着一定规律。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这些地区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猎巫行动变得更加频繁。Claire Mitchell希望借由苏格兰政府的公开发声，向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呼吁全世界更加关注容易被忽略的、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猎巫行动。时至今日，“猎巫”一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不再仅指对女性的围猎和大屠杀，而是在隐喻意义的层面上，借指“现实迫害”，即试图找到并惩罚某一特定群体的人。这些人因为某件事而受到指责，通常只是因为ta们的观点，而不是因为ta们实际上做错了什么。此点击图片阅读橙雨伞往期文章，《“iPad猎巫”事件下，是针对女性的三重暴力》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记得这段历史，记得为什么女性在猎巫行动中首当其冲。记得她是怎样被缩减为只有子宫和性器官的存在，如何被当作治疗人口危机的药和色情表演制造机；不要忘却猎巫行动的历史，因为它让人很难没有“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感觉。参考资料：
1. Levack, B. P. (2016).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outledge.2.Federici, S.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utonomedia.3.Federici, S. (2018). Witches, witch-hunting, and women. PM Press.Cowan, D. (2022, January 7). Witch apology would 'send powerful signal'. BBC News. Retrieved January 10, 2022, from https://www.bbc.com/news/uk-scotland-598946934.Davies, C. (2021, December 19). Women executed 300 years ago as witches in Scotland set to receive pardons. The Guardian. Retrieved January 10, 2022,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1/dec/19/executed-witches-scotland-pardons-witchcraf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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